最近，美国人类学家帕特里克·蒂尔尼（PatrickTierney）有一本名为《艾尔多拉多山的黑暗：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是如何毁坏亚马逊的》（DarknessinElDorado）的田野报告引起了人类学界和公众媒体的广泛关注。该书于10月由Norton出版，记载了美国人类学家几十年在亚马逊地区从事印第安人研究的历史，披露了六十年代著名人类学家拿破仑·查格隆（NapoleonChagnon，加州大学社会生物学教授）和人类遗传学家詹姆士·尼尔（JamesV．Neel）等科学家为了研究战争和疾病对原始部落的影响而于委内瑞拉的亚罗马谟（Yanomamo）地区制造瘟疫且见死不救的秘密。该书一出，在美国和拉美地区立即引起连锁反应，佩服其勇气者有之，谴责其捏造者有之，要求重新调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1月16日，该书荣获美国全国图书奖的非小说奖。此次事件可以说是本世纪美国人类学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一幕，大众媒体和某些人类学家称之为丑闻。
作者蒂尔尼，身兼人类学家和记者两职，1980年在加州大学获拉美研究学士学位，作品有《最高圣坛：人牲的故事》（TheHighestAltar：TheStoryofHumanSacrifice，1989年）等，担任匹兹堡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学者已逾10年。为了撰写这段历史，他花了10年的时间。在书中，他指责查格隆－尼尔小组的工作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秘密计划的副产品和继续，而尼尔则是附属于曼哈顿计划的医药和遗传组的一个负责人。他们利用亚罗马谟地区来研究辐射对人体的影响，包括做一些辐射实验。至于1968年，他们制造麻疹并实验危险疫苗，更是作者披露的重点。当麻疹开始传染时，他们仅仅作为科学家记录传染的情况；人类学家则关注瘟疫后的繁殖和社会重建。另外，蒂尔尼还指出著名的人类学影片《交互式的亚罗马谟：斧头战斗》（YanomamoInteractive：TheAxFight）是伪造和不道德的。他说，查格隆引诱当地部落在梯莫斯·亚瑟（TimothyAsch，南加州大学视觉人类学中心主任）的镜头下相互战斗和侵略。通过礼物赠送，他鼓励这些部落与他们的邻居发生战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两位科学家分别为实践优生学理论和社会生物学，共谋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切。蒂尔尼甚至还认为委内瑞拉的政治家也参与了这起丑闻，因为他们想控制当地的黄金采矿。
众所周知，尼尔先生是密歇根大学遗传学和内科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切割贫血细胞和致命血病贡献巨大，被誉为“人类遗传学之父”，于2000年2月去世，享年84岁。二战以后，他参与组织研究过放射对人体的影响。至于查格隆先生，他在世界人类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对部落社会（tribalsociety）的研究贡献巨大。而他的研究数据和资料，基本上取之于从60年代到90年代将近35年在亚罗马谟地区的田野调查。他一改环境决定论者对原始部落生存和迁徙的解释，用战争的证据重新描述了部落冲突在迁徙和社会变迁的作用。另外，该地区部落社会的研究在他的推动下成了此阶段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标本。所以，美国一般的文化人类学课本均把他的研究作为范本加以介绍，他的工作在人类学界影响深远。如今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受到了各方的责难。早在书出之前，查格隆就写信给报纸，对蒂尔尼的指责表示不满，并专门设一网页申述自己的经历、介绍相关情况。12月10日，他还就所谓伪造材料问题作了解释。
不仅如此，许多有影响的相关学术机构对此反映强烈。此书出版之际，密歇根大学和国际遗传流行病学会等纷纷发表声明，对蒂尔尼书中关于尼尔的指责表示异议。美国国家科学院更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由现任院长布鲁斯·阿尔伯特（BruceAlberts）于11月9日也发表了一个澄清声明。声明中强调原子弹事故委员会是一个由美日两国科学家组成的独立研究机构，与原子能委员会无关。另外，他还就爱德蒙斯顿B疫苗和尼尔的实际工作作了说明和纠正。就阿尔伯特的声明，蒂尔尼于12月3日作了回应。他承认书中有个别错误，但坚持描述的事件是有根据的。
在该书出版之前，曾担任过美国人类学学会调查巴西亚罗马谟地区现状特别委员会主任的特里·忒讷（TerryTurner）和人权委员会主席的莱思列·斯宾塞（LeslieSponsel），共同写信给现任协会主席路易斯·蓝菲尔（LouiseLamphere）和选任主席堂·布仁那斯（DonBrenneis）。信中对该书即将出版以及在大众中的影响作了估计，并就蒂尔尼在书中对查格隆和尼尔两教授的指责持相似看法，另外，他们觉得应该对人类学田野研究作出道德及其他规定，呼吁学者们尊重生命。可以说，文化人类学从泰勒和摩根开始，由于有了田野调查，现代人类学才脱离过去的纯文献式的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从历史和地缘来看，印第安人社会一直是美国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故而这种事情特别容易引起轰动。风闻此事后，委内瑞拉土著事务办公室决定组织调查。巴西人类学协会也对此表示关注，并称早在1988年他们就对查格隆先生的一些文章表示过担心。最担心的当然是美国人类学学会。他们很早便对该书作出反应。一方面强调协会原有的对研究人员的道德规定，另一方面又列举了几十年来对亚罗马谟地区研究和发展的贡献，同时对该书不满。在该书对人类学研究冲击极大的情况下，美国人类学学会11月中旬召开年会时专门以“亚罗马谟田野研究中的道德课题”为名组织了人类学界的讨论。同时，学会还作出了三个决定：第一，成立一个由7人组成的特遣团，其中6人由协会的道德和人权两个委员会成员担任，负责调查事情真相并回应各种评论，在明年年会上提供报告。第二，敦促协会的道德委员会提供一个道德法草案，考虑到人类学家在其研究领域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如遇健康紧急事件的救助等。第三，组建一个由协会主席任命的三人委员会，负责制定保护土著人口（尤其南美地区）的研究规则等。
至于此书在人类学家和其他人文学者中掀起的波澜就更大了，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人类学家均卷入其中。其中，世界南美热带土著研究权威、新墨西哥大学的金·希尔博士（KimHill）对蒂尔尼的指责异议尤大。他说，尽管该书提出了人类学史上从没讨论过的问题，但是也由于疏漏而充满了错误、误导、半真半假和欺瞒。他认为，该书公然反对科学、社会生物学和关于战争的普遍概念，充满了对查格隆、尼尔实验疫苗等不实的推测。另外，像《纽约人》杂志、《纽约时报书评》以及南美许多媒体对此均有详细报道和述评，影响已超出了人类学界和科学界，成为公众关注焦点。此事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结果。
然而，无论这一事件调查结果如何，无疑都将对中国学者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有借鉴作用。五十年来，我国的社会学、民族学和民俗学学者也作过一些有价值的田野工作。但是客观地说，我们的调查并不是十分规范，在维护土著和当地人权益上基本上还很少讨论；另外，所有调查大多局限于国内，很少去外国作调查，所以田野工作经验十分有限。我希望，现在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能多做些田野工作，彻底摆脱民族志式研究的束缚，并且眼光向外，不要光想维持“中国学派”。恐怕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人类学才有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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